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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中，被告人W曾在航空服务公司从事票务相关工作。自2018年前后开始，W向多名人员介绍所谓“机票投资项目”，称其可以通过机票差价、票务资源等方式获得收益，并以投资周期短、回报较高、本金有保障等说法吸引他人转款参与，但实际上并不存在这些项目。

最初，公诉机关指控W涉及多名被害人，涉案金额合计600余万元。其中主要包括两个被害人事实：一是被害人A部分，公诉机关最初认为，W通过A吸收了下线人员资金，并据审计报告认定W骗取A相关款项300余万元；二是被害人B部分，公诉机关认为，W以投资机票项目为由，多次收取B及其配偶相关账户款项，指控金额200余万元。

因此，本案并非单一被害人的诈骗案件，不同被害人之间的转款模式、是否存在下线、是否已经返还、是否夹杂借款关系，均存在较大差异。这也决定了本案辩护必须对每一名被害人、每一组资金流水分别拆解，不能简单采取一概否认的思路。

本案中，辩护人是在审查起诉阶段才介入。在此之前，W已经接受过多次讯问，但前期笔录中，W基本上拒绝回答问题，态度极不配合，直接导致虽然W具有主动到案情节，但由于前期笔录中缺乏稳定、完整的如实供述，自首能否成立存在重大障碍。主动到案只是自首成立的一个条件，能否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，才是实务中经常发生争议的关键。而且W之前的态度也让办案机关对W的主观印象较差，对于诈骗类案件而言，当事人是否配合、是否认罪悔罪，虽然不能替代事实认定，但会实际影响办案人员对其悔罪态度、社会危险性以及量刑情节的判断，也会直接影响辩护人同办案机关的沟通效果。

因此，辩护人介入后，并未简单顺应当事人“这只是民事纠纷”的既有认知，也没有机械提出无罪辩护。通过全面阅卷，辩护人发现，本案中关于“机票投资项目”的虚构、资金吸收、款项使用及后续无法兑付之间，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，案件整体被认定为诈骗犯罪的风险极高。尤其是在当事人前期已经多次作出拒绝回答的笔录后，如果继续采取消极对抗的态度，不仅难以阻却定罪，反而可能进一步恶化办案机关对其认罪悔罪态度的评价，使主动到案情节无法转化为自首，甚至丧失后续争取从轻、减轻处罚的空间。

基于上述判断，辩护人在会见中首先做的，并不是要求当事人配合认罪，而是向其逐项拆解本案为什么存在较大的入罪风险：哪些项目宣传内容缺乏真实基础，哪些资金流向难以解释，哪些还款行为只能影响金额或量刑而难以否定诈骗故意。通过反复沟通，当事人逐渐意识到，此前认为“只要不说就无法定罪”的想法并不现实，也开始愿意正面面对案件事实，配合辩护人围绕资金流水、还款情况、借款关系等关键问题进行梳理。与此同时，辩护人也多次向检察官解释，当事人前期笔录不配合，并非单纯抗拒司法，而与其本身患有抑郁症、孩子年幼、突然被羁押后情绪失控等因素有关；在辩护人介入并充分释法说理后，当事人已经认识到问题严重性，认罪悔罪态度发生实质转变。最终，虽然检察机关仍未在起诉意见中明确认可自首，但在庭审中表示不会对辩护人提出的自首意见发表反对意见，而交由法院依法认定。

这一点对案件后续走向非常重要。刑事辩护中，并不是所有辩点都能在当前阶段一次性实现。有时，只要能让检察机关不作明确反对，让法院保留评价空间，就已经为下一阶段争取结果奠定了基础。

（一）立案前已经返还的款项，是否仍应认定为诈骗金额

诈骗罪案件中，金额审查是辩护工作的核心。实务中，如果行为人在立案之前，已经将某名被害人转入的款项全部返还，且该名被害人并未发生实际损失，司法机关通常会结合行为性质、主观故意、损失状态等因素，审慎判断该部分事实是否仍有必要作为刑事犯罪处理。即便案件整体仍被作为诈骗犯罪处理，对于已经返还、损失已经弥补的部分，也不宜脱离具体资金流向和实际损失状态，机械纳入诈骗金额。本案中，被害人A部分正是这种情形。

最初，审计报告显示W对A部分存在300余万元净收款，公诉机关也据此将该部分金额纳入诈骗指控。但当事人在会见中反复向辩护人强调审计报告关于A的金额是错的，她转给A的钱远远多于A转给她的钱，当事人也无法指出审计报告中关于金额究竟哪里出了问题，只是基于自己对资金往来的记忆，反复强调金额不对。辩护人据此重新审查案卷，特别是对W此前供述中提到的银行卡、支付宝、微信账户进行比对。经核查发现，审计报告确实遗漏了部分关键账户流水，其中包括W曾提及的一张银行卡未被纳入审计范围，同时还存在支付宝、微信以及与A亲属账户之间的往来资金未被完整统计。

在发现这一问题后，辩护人第一时间向检察机关提交法律意见，指出原审计报告统计口径存在重大遗漏，不能直接作为认定诈骗金额的依据。检察机关对此高度重视，主动约见辩护人，并安排辩护人与会计师事务所共同核对资金流水。经过重新梳理，公诉机关最终在庭审中撤回了针对A部分的三百多万元金额指控。这一结果对于本案意义重大，直接大幅度压缩了指控金额，为案件后续进一步的争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

（二）被害人报案金额往往包含“利息”或“预期收益”，不能当然认定为诈骗金额

诈骗罪案件中，还有一个常见问题：被害人报案时陈述的损失金额，往往并不等同于刑法意义上的诈骗金额。尤其是在投资类、借贷类、合作经营类案件中，被害人常常会把本金、承诺收益、利息、违约金、预期利润等一并计算为“被骗金额”。但在司法认定中，诈骗金额通常应以实际骗取的财物数额为基础，不能当然将尚未实际交付的利息、收益或预期利润计入犯罪金额。

本案也存在类似问题。部分被害人在报案或陈述时，所称损失金额包含了约定回报、利息或预期收益。如果不重新核对流水，仅以被害人陈述或粗略统计作为依据，就可能人为放大涉案金额。因此，辩护人并未停留在“被害人说多少”“审计报告写多少”的层面，而是重新以实际转入、实际转出、立案前返还、立案后退赔等维度，对银行流水、微信流水、支付宝流水进行拆分。通过这一工作，辩护人进一步剔除了部分不应作为诈骗金额认定的内容，推动案件金额继续下降。

在诈骗罪案件中，金额辩护不能只看最终结论，而要看统计口径。是否只计算本金？是否扣除了返还款？是否把利息、收益算进去了？是否把借款流水与投资款流水混同了？是否存在亲属账户、第三方账户、微信支付宝流水遗漏？这些问题，都可能实质影响量刑。

（三）借款还是诈骗，关键在于款项交付时的认识基础

本案另一个核心争议，是被害人B配偶向W转入的160余万元款项，究竟应认定为诈骗款，还是应从诈骗金额中予以剔除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在诈骗罪案件中，并不是只要双方签订了借款协议，就当然不能认定为诈骗。实践中，行为人以借款形式掩盖诈骗目的，或者在明知没有还款能力、没有真实履约意愿的情况下，通过虚构用途、虚构还款能力骗取他人出借资金的，也可能构成诈骗罪。因此，借款协议本身并不是区分民事借贷与刑事诈骗的唯一标准。

原审阶段，司法会计鉴定将B及其配偶账户与W之间的资金往来合并统计，得出W对B部分净收款200余万元的结论，并将该金额整体作为诈骗金额认定依据。但辩护人经审查发现，该金额中包含B配偶与W之间的多笔资金往来，且双方曾签订借款协议，协议中对借款金额、期限、利息等内容作出约定，后续亦存在围绕债权债务问题进行处理的相关痕迹。

辩护人认为就该部分款项是否应当认定为诈骗款，应当着重审查款项交付时，出资人究竟是基于什么认识处分财产？其是基于对所谓“机票投资项目”的错误认识而转款，还是基于双方之间的借贷合意而出借款项？如果公诉机关主张该部分款项属于诈骗金额，就需要进一步证明，B配偶在交付款项时，是因为W虚构机票项目、隐瞒真实情况而陷入错误认识，并基于该错误认识处分财产。

基于这一思路，辩护人在一审、二审、发回重审阶段均持续坚持：该160余万元部分即便存在未清偿的民事债务，也不应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直接认定为诈骗款。对于该部分款项，应当重点审查交付原因、双方意思表示、借款协议形成过程、后续追偿方式以及被害人陈述能否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。

一审法院并未采纳该意见，仍将相关金额计入诈骗金额。但二审阶段，辩护人继续补充证据、强化论证，使二审法院注意到该部分金额在事实认定和证据支撑上仍存在疑问，并最终裁定发回重审。发回重审后，辩护人继续围绕该160余万元的款项性质展开辩护，强调借款协议虽然不能当然排除诈骗，但在本案证据体系下，公诉机关尚不足以证明该部分款项系基于虚构机票项目而交付。最终，重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B配偶系基于W虚构的机票项目陷入认识错误并交付款项，故未将该160余万元认定为诈骗金额。

这一认定，是本案最终改判的重要基础之一。在诈骗罪案件中，区分民事借贷与刑事诈骗，不能简单看“有没有借款协议”，也不能简单看“最后有没有还钱”，而应回到款项交付时的认识基础和证据证明标准：公诉机关是否能够证明出资人因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而陷入错误认识，并基于该错误认识处分财产。

本案在自首问题上的变化，也具有较强实务意义。如前所述，W虽然主动到案，但前期多次讯问中拒绝回答问题，导致“如实供述”存在严重障碍。辩护人介入后，一方面促成当事人转变态度，另一方面持续向检察机关、法院说明其后续认罪悔罪表现。最终，一审法院虽然判处W有期徒刑十年，但认定其具有自首情节，只是未适用减轻处罚，而是仅作从轻处罚评价。

对于当事人而言，一审十年的结果显然难以接受。但从辩护角度看，一审判决确认自首，本身已经为后续争取打开了空间。更关键的是，检察机关并未对此提出抗诉，使得自首情节在二审及发回重审阶段具备了进一步发挥作用的可能。进入二审后，辩护人继续围绕自首是否应当减轻处罚进行论证，并将自首情节与金额下降、退赔谅解、家庭情况等因素结合起来，推动法院重新评价量刑幅度。

最终，发回重审后，法院不仅认定W具有自首情节，而且适用减轻处罚。自首情节从“检察机关不认可”，到“一审法院认定但仅从轻”，再到“重审法院认定并减轻”，成为本案从十年改判为五年的重要原因。自首辩护不能只停留在“是否成立”的层面，还要继续争取“如何适用”。同样是自首，从轻处罚和减轻处罚的量刑效果完全不同。

在诈骗罪案件中，退赔、谅解通常是重要量刑情节。但实务中，不是只要退赔就一定能获得理想量刑结果。

本案中，W的父母年事已高，名下只有一套住房。案件一审期间，家属曾考虑出售唯一住房帮助W退赔。但当时案件金额仍然较高，自首能否适用减轻处罚也存在不确定性。若在此阶段仓促处置唯一住房，即便完成退赔，也未必能够突破十年以下量刑。因此，辩护人在当时采取了较为审慎的策略：先通过金额审查、自首争取、二审发回等方式打开案件空间，再判断退赔能否产生更有效的量刑价值。

二审及发回重审期间，随着部分金额争议进一步明确，特别是160余万元借款性质问题逐步被法院重视，案件量刑基础发生了实质变化。此时，退赔才真正具备了与减轻处罚相结合的现实意义。发回重审期间，W家属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，完成了除辩护人主张属于民事借款部分之外的相关退赔，并积极争取被害人谅解。对于辩护人一直主张属于借款的部分，家属也通过担保、和解等方式积极化解矛盾。

最终，退赔、谅解、自首、金额下降等因素共同作用，促成重审法院对W适用减轻处罚，并最终改判五年有期徒刑。

回顾本案办理过程，辩护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第一，通过审查审计报告和补充流水，推动公诉机关撤回被害人A部分数百万元指控。

第二，通过重新核对实际转入转出金额，剔除部分被害人报案金额中包含的利息、预期收益或其他不应计入诈骗金额的内容。

第三，通过持续论证款项性质，最终推动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160余万元系基于虚构机票项目交付，未将该部分计入诈骗金额。

第四，在当事人前期笔录极不配合的不利情况下，通过会见沟通和庭前沟通，促成当事人转变态度，并逐步争取到法院认定自首，最终适用减轻处罚。

第五，在退赔问题上，没有机械推动家属过早处置唯一住房，而是结合诉讼阶段和量刑空间，选择更能发挥效果的退赔节点。

最终，本案诈骗金额从最初指控的600余万元，降至最终认定的100余万元；刑期也由原一审判处十年，改判为五年。

本案的有效辩护，也给诈骗罪案件的辩护带来一定的实务启示，诈骗罪案件，辩护人至少要重新审查四件事：

第一，要重新审查审计报告。审计报告不是判决书，不能当然作为定案依据。辩护人应重点审查统计账户是否完整、统计期间是否合理、微信支付宝流水是否纳入、第三方账户是否遗漏、转入转出是否双向统计。

第二，要重新审查被害人报案金额。被害人陈述的损失金额，可能包含利息、收益、违约金、预期利润等内容。诈骗金额应回到实际交付财物数额本身，不能把民事预期利益当然刑事化。

第三，要重新审查款项性质。投资款、借款、还款、收益、代收代付，在流水上都可能表现为转账，但法律性质完全不同。是否构成诈骗，关键要看款项交付时的认识基础和行为人的主观故意，而不是简单看最后有没有还钱。

第四，要重新审查量刑情节的适用层次。自首、退赔、谅解、认罪悔罪，并不是写进辩护词就能自动产生效果。辩护人要判断每一项情节在当前量刑结构中能发挥多大作用，并尽可能让它们形成合力。

回看本案，辩护工作的核心并不只是某一个辩点的成功，而是每一阶段都有清晰目标。就本案来说，在审查起诉及一审前期，目标是通过资金流水复核，先压缩指控金额；在一审阶段，目标是在认罪态度存在不利笔录的情况下，争取法院仍能认定自首；在退赔问题上，目标不是盲目推动家属立即变现资产，而是判断退赔能否真正转化为有效量刑利益；在二审阶段，目标是继续提交证据，让二审法院看到原审事实认定仍有疑问；在发回重审阶段，目标是将此前已经铺垫的金额争议、自首情节、退赔谅解，最终落实为法院判决中的实质性减轻处罚。真正有效的辩护，往往是在复杂证据中找到突破口，在不利局面中保留可能性，在每一个程序节点为当事人争取下一步空间。

本案从600余万元指控，到部分大额金额被撤回、部分款项被认定为民事借款，最终诈骗金额降至100余万元；从检察机关不认可自首，到一审法院认定自首但仅从轻处罚，再到发回重审后法院认定自首并适用减轻处罚；从原审十年，到最终五年，正体现了刑事辩护中阶段性目标和持续性争取的价值。

每一个案件都有其特殊性，结果不能复制。但本案至少说明，在诈骗类案件中，金额审查、款项性质区分、自首成立与适用层次、退赔时机选择，均可能成为影响案件走向的关键因素。而辩护律师的工作，就是在每一个看似已经确定的结论中，继续寻找事实、证据与法律上的可能空间。

（本文仅为既往案例复盘及刑事辩护实务交流，不构成对任何个案处理结果的承诺或保证。）